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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月18日凌晨消息，外媒近日刊文称，在1997年秋以前，欧洲各国已经在奉行一种公约，但直到这一年的秋天，这种公约才真正苏醒过来，当时颇具影响力的 美国国家 经济研究局局长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发表了一篇论文，极力主张欧洲各国领导人有关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将可在这片大陆上培育出更大的和谐与和平的期望是错误的。在那时以前，欧洲已经屡次遭受了战火的洗礼。 这种公约“更有可能的结果是带来更大的冲突”，曾担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费尔德斯坦在论文中写道。 欧洲内部的战争“将是格格不入的，但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他还补充道。“有关经济政策和干预国家主权的冲突可能会增强长期以来的仇恨，这种仇恨是以历史、民族和宗教为基础的。” 不消说，费尔德斯坦这种清醒的预测在当时受到了欧洲人士的广泛嘲讽，甚至也被美国的许多经济评论人士视为“越俎代庖”之举，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委员会等。 但在今天，他的这种论断看起来就不那么离谱了。没错，并不是他的所有观点都正中靶心，比如说他预计欧洲的货币联盟将会带来更深的联合，如通用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甚至是军事联合等。有趣的是，费尔德斯坦曾担心一个更加独断专行的欧洲可能会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与其发动战争。 在上周接受采访时，费尔德斯坦澄清道，《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的编辑在当时发表他的论文时“加了料”。他说道，那时他的观点实际上是说欧元区可能会加重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导致冲突升温，但并不带来真正的战争。 不过，尽管存在这种误差，但过去五年时间里发生的情况已经证明了他的结论是正确的：用死板僵硬的通用规则把一些各不相同的经济体“捆绑”在一起，禁止它们寻求实施独立的政府支出或利率政策，那么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产生分歧，那么这种做法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没什么民主政治体系能处理好这种“捆绑”关系。 公平的说，许多经济学家都早已认识到欧元区货币协议安排的缺陷。但是，欧元区的倡导者则仍旧固守欧洲各国应当团结一致的概念，没能理解费尔德斯坦曾经强调指出的一种至关重要的、不可削减的经济计划障碍，那就是即便在统一的欧元区体系之中，政治却仍是本地化的。 在欧洲面临的危机中，绝望的希腊选民已经激发了最新的一场恐慌，他们选出的民粹主义新政府已经承诺将终止财政紧缩措施，而这些措施是为了换取欧元区伙伴国的财务支持才实施的。 但是，希腊并非欧元区所面临的唯一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政治“传染病”正在空气中传播。在西班牙，去年刚刚诞生的左翼党派Podemos已在民意调查中迅速抢到了许多民众的支持，该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大选。该党承诺，如果能够当选，那么就会在上台以后减记西班牙的债务。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治是一种经济策略的结果。”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曾在比利时国会中任职的Paul De Grauwe说道。“当你们推动一些国家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时，就会有失业者推动极端党派上台，而你们对这一点不该感到意外。” 经济从来都是相当直白的，不会拐弯抹角。基本上来说，欧元区现在所遭遇的困境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增长。在欧元区所谓的“边缘地区”，一些债务累累的国家——其中不仅包括希腊和西班牙，同时还包括意大利和爱尔兰等——一直都在削减预算、裁减工作岗位和降低工资，希望能藉此减轻债务负担。 德国是欧元区各国中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是欧盟策略的主要“架构师”。德国方面极力主张，这种财政紧缩措施对于矫正以往经济繁荣年代时的错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的低息环境引发了支出的“狂欢”，这种“狂欢”在希腊体现为大量的政府支出，而在西班牙和爱尔兰则体现为私人部门的大肆支出。 但是，传统的矫正措施一直都未能奏效：负债经济体的经济收缩速度快于其债务的收缩速度。“一个致命的事实是，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债务与GDP总额之间的比例仍旧高于危机以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商学院的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说道。“即使你不在乎那些贫困的和极端派掌权的政府，但你甚至都无法恢复财政稳定性。”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能的。对于欧洲北部地区的债权国来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放松债务国的紧张状况，向其提供债务减免，允许其提高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或者，这些债权国也可以自己进行更多投资活动，从而提高本国的工资水平和物价，进而鼓励贫穷国家的经济产出也实现增长。 然而，这条道路却会带来一些政治上的“并发症”。对于德国及其他富裕国家的选民来说，他们并无兴趣将资源转给欧元区的那些边缘国家。另外，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繁荣景象感到安逸，另一方面二战过后的恶性通胀还记忆犹新，因此他们还在担心通胀上升的问题。哪怕是最可怕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警告看起来也不太可能会令这种公众情绪发生改变。 这就带来了政治上的一种制约。“对于接触边缘国家中的政治危机而言，正确的政策就是以加重德国的政治危机为代价。”De Grauwe说道。“这将可阻止共产主义者接管南欧，但同时则将推动右翼极端势力在北欧上台。” 欧元区原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建立。牛津大学的Simon Wren-Lewis指出，如果欧元区各国政府原本被允许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也就是当经济强劲扩张时削减预算，并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积极提高支出——那么当前的危机将可在很大程度上被避免。 但是，德国对预算赤字的痴迷却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这就意味着，现在一切都要依靠欧洲央行了。从制度上来说，欧洲央行不受民主政治的约束，但当然该行也并不是无法察觉到政治环境。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欧洲央行一直都在扮演向陷入困境的成员国提供救助的“最后贷方”的角色，现在则希望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计划来为欧元区经济增长提供刺激，这类似于美联储在美国的做法。 但费尔德斯坦则指出，这种债券购买计划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这是因为长期利率现在就已处于较低水平。 其他一些选择也都同样受到了政治上的约束。弗兰克尔建议欧洲央行应购买美国国债，这将导致欧元进一步贬值，从而刺激欧元区的出口。费尔德斯坦则提议采取“收入中立”的税收刺激性措施，也就是加快新投资的折旧速度，同时伴以调高公司税的措施。 这些想法是否能让欧元区从现在的“沼泽”中脱身呢？或许可以，但这些最新的学术性提议看起来有点儿像是溺水者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他们或许不会尝试这些做法，或者是这些做法不会奏效。”费尔德斯坦说道。“如果是那样，那么欧元区危机可能就没什么解决方案了。”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金融时报》的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最近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对欧元区的成员国来说，创造欧元区是其第二糟糕的想法，但任由欧元区分裂则将是最糟糕的想法。如果欧元区想要生存下去，那么不仅仅是希腊和西班牙的选民，而且是德国和荷兰等国家的大多数选民都必须被说服并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有必要作出妥协。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已经被说服。（星云）